本文若要加个副标题,大概应该是:“——谈《现代化学新学科》《旅美小事》《美制木结构住宅导论》《徽州往事—聂圣哲剧本集》……《养活教育》《艺术是什么》”。但我担心这么写会违规。
这些书的作者聂圣哲先生,我就不作介绍了,就当大家都听过雷声吧。我一向的习惯是叫他“老聂”——这个称呼也很老了。
那是1981年,颇似一个时代正在揭幕。高考后选报学校,据他的回忆,他的志愿一、二、三是由报纸代为排好的。部属高校中居首的是“四川大学”(按笔画),他如了这“一”愿,我也有幸在川大化学系跟他做了同学。那时他还不到17岁,在当时的同学里,好像是比例很小的小。
可是他长得快,不到两年,好多人就叫他老聂了。这当然跟他的许多韵事有关,要说“例如”,足可滔滔不绝。
例如,他跑去和中文系的俊彦们一起办诗社出诗刊,妙绪纷披,诗才艳发,妥妥的江南才子,一线明星。
再例如学校在大礼堂开晚会,他表演自己写的相声《化学万岁》(有好搭档),不单令人捧腹,而且害人撞头。——我亲眼所见,有男生跟女生笑到撞了头。
举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例如,是他在学生男澡堂楼上创办了咖啡馆,取名“玉垒春”,名字虽然让人产生歧义,但生意却异常红火。按1983年的公式(公家办事的方式)推算,一个大二学生要租学校的房屋开咖啡馆,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可就在那一点微分的空隙,他居然能弄得张灯结彩。
四年间我跟老聂一直住在一层楼,寝室间的距离恒小于10米,最后一年还在同一个专业小班,当然早知道他家在安徽,具体的县市却没太在意。后来临别互赠照片、留言,看到他落的“安徽省休宁县月潭村”,我忽而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对呀,老聂应该是休宁人哪!
休宁是我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地方,在历史上有个不算最重要的特点是出过很多状元。当日人声鼎沸,摆不开龙门阵,也就挥手自兹去了。
几十年间老聂成就斐然,我为他高兴自不用说,但也不觉得意外,应该的嘛。假如他获得了这星球上某个超级大奖,我的反应大约也只会是:哦,应该的!
然而,他会在55.5岁的年纪推出一本《养活教育》,给我的却是一个大惊喜。书一上市,我就群发加私信,甚至推荐给上门查天然气管道的工人(据说儿女还小),几乎让人发现我做志愿者的潜质。
于是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的对吗?”这一问,直接点了我的哑穴。待要写点文字略加说明,又不想给老聂添乱,只好说且听下回分解。
没想到一转眼,核酸还没做完,下回——《艺术是什么》这就来了。又是群发加私信,我想,力推这本如此稀罕的艺术之作,我要再不写一篇“谈《现代化学新学科》……”,自己就显得莫名其妙了——糊里糊涂地推,不知妙在哪里。
劝学的事我是从来都没干过的,现在老聂写的书,我破例鼓动人读,却不说他“对”,岂非过于乖张?
不敢!不敢!原因就是:不敢!
倘若贸然开口,凭着三十八年前曾经共用一张实验台的交情,他大概率要怼我一句:“你凭啥子说我对?!”那我总不便回他一句“不凭啥子”吧?
比如看球,我们可以议论裁判是不是吹对了,那是因为有球规在。教育,艺术,这样的大题目,能说有规则吗?况且老聂自己就是擅长定规则的人——有《德胜员工守则》为证,就算别人有《教育三十六计》《艺术百战奇略》,又岂能拘禁他?
有一回我听老聂说,好多人都没读懂他的书,我忽而记起曾见过的一幅画,题有几句辛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一条江,一座楼,一袭青衫,一卷寂寞。谁叫老兄是“江南第二才子”呢?
老聂的递一本书《现代化学新学科》(老聂是递一作者——请原谅这石戴的错别字)是1989年在中科大出版社出的,他至今还保留着中国化学会永久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等头衔。得到那本书时,我正临时在一家小化工厂的实验室管钥匙,照我看他们在资料上花的功夫,本该是一块大砖头,可是损之又损,最终硬是把砖头磨成了镜片,我在佩服之余,觉得三位作者也未免太不计损失了。现在青丝染霜,我展读老聂的新作,依旧有电子层的图像缓缓呈现,依稀仿佛,宛在水中央。
大致上说,专业学过化学的人,把小量像我这样的心得缺失者予以省略,周期表都赋予了他(她)们一种特别的思维能力。这是思想上净增的余额,一点也不影响对月吟诗、对人弹琴。
所有的元素都那么排着,各居其位,各从其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了让人刻骨铭心,还要频繁动手动脚,无形中就规整了他(她)们的头脑。他(她)们由此再去收纳整理宇宙万有,顿觉条理井然,情致怡然,纵有分合聚散,一个个仍是老街坊,诸如“氢铍锂硼”住一楼、“碳氮氧氖”住二楼——这我侥幸还记得。
老聂的学问之庞杂自不待言,可是,任他如何风风火火到处跨界,也无非从这一周期到那一周期,由此族至彼族,都在他自己的表上,仿佛思想的蹦迪,断乎不会出差错。
而且老聂还有一股内力得自一位王老前辈的心法。这位老前辈主讲数学,崇洋迷罗(罗素),在黑板上大搞去汉字化,比如“存在x”一定要写成“∃x”,全然罔顾《九章算术》之 ∃。
由此老聂的书中自有一套思想体系,也便顺理成章。只是这“体系”一直在做着幕后英雄,偶尔跑个龙套检个场都是不打眼的事,也就难免有朋友会对面不识。而我之所以不敢说他对,一个坚强的理由,就是被吓住了。我其实很乐意找人共享这懦弱的经验,只要不做成反广告。
这事可以从平面几何讲起,是我们初中时的一门课,有没有朋友跟它发生过摩擦?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是公理体系的最早典范。帕斯卡尔在教人“说服的艺术”(证明方法)时说:“几何学证明几乎是人的科学中唯一产生可靠证明的科学,因为只有它遵循真正的方法。”爱因斯坦则赞叹:“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
就我们的话题而言,这个“逻辑体系的奇迹”倒像不肯给足帕、爱两位面子,天生就有点破相:其中的“公理”,只能直接给定,无从证明。
欧氏几何中那一组公理的地位,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递一原理”,是逻辑推导的起点,上面不再有“原理”能导出它。这种逻辑上的不完全性,按现代数理逻辑(哥德尔、塔尔斯基)的讲法,是不可能克服的。
所以从逻辑上说,所有的终极原理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信不信由你!
理性主义的尽头一定是形而上学,道理讲到头了,就没道理讲了,全凭各自去“觉悟”,有或没有也没法说。佛祖拈花,迦叶只能微笑,若开口喊“我懂了!”,那该挨打。
例如近几百年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只说在罗素那部哲学史中占篇幅的,数德国人阵容最为豪华,按时序排是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尼采,都是让人耳鸣的人物。这里面哪一个你敢说他“对”?例如黑格尔,在他的话语体系里哲学已经被搞定,他的结论就是唯一的圣旨,那谁又有资格说他“对”?难不成后面还坐着一个老佛爷?
可是思想的问题终归也是现实的问题,不写《理想国》的柏拉图,不写《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亚里士多德,那是什么生物?所以哲学倒真还不断有人垂帘听政。在外力的作用下,像黑格尔,也未必不乐意被称为官方哲学家。按罗素所说:“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比得上亚力山大大帝、查理曼或者拿破仑的。”那就不是“信不信由你”了,而是凭实力说话,“信不信由不得你”。
马基雅维利有句话概括得好:“一切武装的先知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失败了。”意译成中文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正确。
绕了这么大一圈,我不知能不能达到号召大家不说老聂“对”的目的。要不就再打个比方吧,假如说老聂是我们的好师长,那么谁有资格来说他对呢?那当然最起码就得是我们的好军长。——没有就算了。
不能说“对”,但说“好”就是我的自由了,连老聂都不能问我“凭啥子?”!这个区别,值得敬请关注。
例如一个数学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那么如果有100个不同的答案摆在我们面前,就一定至少错了99个。可见“对”本质上是具有排他性的,这也是自然科学的特性,在“太阳绕着地球转”与“地球绕着太阳转”之间,你不能说“我都同意”。科学意义上的求真,就是要把错误的都排除掉。
可是如果我们谈论人的社会活动,那喜欢说“对”(或者更严肃的“正确”)就肯定是一个坏习惯,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嘛。
各种人物事相,在不同人的眼里是可以好或者坏得不一样的。就比如我此刻在这里码字,假想中的读者,是对老聂的书可能感兴趣的老朋友或者小朋友。我说好,哪位要说不好,只能不带走一片云彩,谁跟谁要统一思想呢?
威廉·詹姆士演讲“实用主义”,开始就作了一个区分:“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惯于说“对”跟惯于说“好”就可以算作很明显的“气质冲突”。如果按马克思分析意识形态的方法,那或者就要追溯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与城邦制度尽可唠叨的分别了。
老聂既有“∃x”的内功,又经“氢铍锂硼”整训,兼以出类拔萃的“悟性”,原可一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惟精惟一,身登青云梯直奔“正确”。
可是中途遇到一位大叔,叔本华,说这样“不好”。
在德国大哲中,叔本华对抽象是最为警惕的,他对欧几里得有一段批评,令人一读之下终身难忘。按他的说法,本来“直观的根据”优于“逻辑的根据”,欧氏却舍优取劣,这“就好比一个人锯下两腿以便用拐杖走路一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递一篇)。
欧氏何辜,遭此刻薄?
让我接着把几何学的小故事讲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数学教科书——叔本华称之为“辉煌的错误”,可是有些讲数学史的人觉得它在贻害久远上也无与伦比。照着这个“典范”,希腊人此后的表现如数学家R·柯朗所说:“几乎两千年来,希腊几何的传统力量推迟了必然会发生的数的概念和代数运算的进步,而它们后来构成了近代科学的基础。”(《数学是什么——对思想和方法的基本研究》)后学之失,累及前辈,此马克思之所以远离“主义者”也。
欧几里得的辉煌当然也照耀到了诸多社会领域,这引起的危害就有点迷离惝恍不易察觉了。本来欧氏的几何学主要是从“土地测量技术”(“几何学”一词的本义)中抽象出来的,再用回到测量土地之类,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土地对人无感。一个“点”有或者没有面积,一条“直线”有或者没有宽度,都由得你说。
然而人就不同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不能抽象化的。比如说我们这辈人曾见过的“斗地主”(不是游戏),其实是“斗一个过去曾经是地主的人”,假如这人当下没有犯罪,那斗他就是违(宪)法的。假如消灭“资产阶级”就是灭掉一个个资本家,那恩格斯还有活路吗?
对于在抽象—具体这条线路上走私的行为,叔本华深恶痛绝,遂有入室操戈、直捣“典范”之举。老聂于此自然也是心有戚戚焉。——他不止一次推荐过叔大叔的书,那可是认真的。
那么这样一来,不是被卡住了吗?然而,老聂非常人也!
老聂乃是一个“平凡的鬼才”。若照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来说,“鬼才”而又“平凡”,从逻辑上我们就能否定真有此人。其间曲折,甘苦实多,天地生材,岂易易哉!
前些天我听老聂说,人用脑思考,也可以用心思考(我觉得我不能),甚至也许胃也能思考。
这我也不敢说他对,但非常理解他曾经挨饿的胃的思考,胃一般不能接受抽象的红烧肉。他有个写剧本用的笔名叫“谢熹”,假如日后晚辈们为他写戏,也许该有这样几幕:一、新安情怀;二、锦城风光;三、西游经验;四、园林意趣。休宁、成都、北美、苏州,是他运动轨迹上的几大节点。
十多年前,老聂赞助过一套《实用主义研究丛书》(北大版,主要研究约翰·杜威)的翻译出版,可见他也曾被杜威拉拢过——老聂现在还做着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而陶氏(1915年入哥大)正是杜威的好学生。
我们知道实用主义是英国经验主义在北美的发展,老聂的“西游经验”在思想上的一大收获,便是亲身见识、体验了实用主义。倘若他愿意私淑杜威,杜翁得知必定心生欢喜,禅宗所谓见(见解)过于师、方可传法也。
杜威本人的实用主义,难免淮橘为枳,在中国并不是容易理解的东西,至于老聂对这一路哲学本身的研究与创获,则非三言两语可了,这里且不枝蔓。只说《养活教育》《艺术是什么》这一套书,就架构而言近于一个演绎体系,公理(隐藏的)—定理—结论,可谓有条不紊;可是其具体内容却全是经验—实用主义的,得自亲历亲为,没有一句凿空之言。理性与经验,逻辑与直观,做成了一张稳稳当当严丝合缝的八仙桌,展现着这“夜神贼”上天入地的阅历、恰到“好”处的思考,特别还有不眠不休的善心。
我曾亲见老聂即席赋诗,别后回思,每生歆叹,可他写的书却平易和煦,一点也不逞才使气。他对客户是极度负责的,对读者当然也一样。这也使我推荐给任何人都能感到心里踏实,像是在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好事。
最后解释一下我为何说是“一套”。早先我遭遇到一位朋友调侃:这两本书都能让你说成一套,那你跟特朗普就是邻居了,同居地球村。
我的理由大致是这样,《养活教育》希望在培养“生活的能力”上能帮到读者,《艺术是什么》希望在培养“欣赏的能力”上能帮到读者——没有欣赏的能力其实就是没有爱的能力。这是完整的人生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我相信在老聂的表上它们就是挨着的,恰好就是“一套”。谁家的厨房跟书房之间隔着太平洋呢?
如果朋友们还有兴致探看老聂的“公理”,我也可以友情提示一下途辙。劳动!劳动!老聂说过多少回了?
至于“什么是劳动?”,他当然也有自己的主意。但这题目是有“正确”答案的,基本属于民间不宜,下面略带两句,仅以说明绝非信口开河。
按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区分,劳动分为生产性的(例如建房)和非生产性的(例如收税),只有前者能直接创造财富。
到了老聂这里,财富大致又可分为:一、养身的财富;二、养心的财富。老聂这套书就是这两个主题。或者更上层楼,则有:三、既养身又养心的财富,例如德胜洋楼。
总之就是有这“一套”。日后老聂要出全集,大概也不会是两套。
我虽不敢说老聂“对”,但对于读者来说,研习一下他的书一定是不错的选择。把厨房的问题跟书房的问题解决得同样好,我看没有人比老聂更有以身示法的资格。
我相信今后一定会有不计其数的人说:我生活得很幸福,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读过那么一套书……(胡漠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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