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罗马法的活字典”——周枏

笔者翻阅钱锺书交游的书籍文章，其中似乎缺少一个人。此人除了与钱锺书本人的家事、家世有关外，还和荣氏公益工商中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倒不是说钱锺书研究、荣氏研究是显学，或是故意来凑热闹，而是笔者觉得，此人与历史、家国有关，说说倒也无妨。钱氏、荣氏这两个世家大族，本来沿着各自的轨道平行发展，然而，历史偶然性使他们的发展轨道出现了注定的交叉，其交叉点演绎出精彩的戏剧场景，引人耳目，不得不使人关注。

这交游的对象就是溧阳人周枏（同“楠”；姓名用字，保留异体）。他通过其就读的无锡荣氏公益工商中学，与钱锺书父亲的孪生弟弟钱孙卿有形无形地联系在一起，为多年后与钱锺书的交游埋下了伏笔，在楹联界留下一段齿颊生香的佳话。

从备取生到学霸

周枏何许人也？

1908年5月9日，周枏于江苏溧阳县歌歧中村的一个小康耕读之家呱呱坠地。字恋曾，号叔厦，后以叔厦为字。

青年周枏

周父为清末秀才，体弱多病，民国后在本乡小学任教。周母略识字，敦厚朴实，勤俭持家，为乡里所称道。按照当时“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周父让其四子各专一业，而周枏在家排行第三，从商。

周枏小学毕业后，遵从父命考入溧阳县城里的“乙科商业学校”。1922年从“乙商”毕业后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商科（一年预科，三年专科）。只身来无锡那年，周枏刚14岁。当年“公益工商中学”招生，正取生四十二名，他是八名备取生之一（1922年8月15日，公益中学在《锡报》刊登中学新生录取名单）。

刚进“公益工商中学”的那段时期，周枏学习基础差，无锡籍的同学都瞧不起他。周枏不服气，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学习成绩逐年提高，到毕业时名列全班第一，当了级长。在三年级时，新来的老师蔡虎臣先生对周枏特别喜爱，常在班上表扬周枏聪慧、好学。

周枏入学时的校长——钱孙卿：

1924年7月13日前，公益中学校务主任张鉴与新校长钱孙卿办理交接手续。

开原乡私立公益商业中学，于下学年起由校董荣德生君聘任钱孙卿君为校长，业经前校务主任张杏村君，将校务移交钱校长分别接收。近由钱君将该校各级学生成绩，细加甄别，分别去留，计旧生通知转学者十三人，留校察看者八人，特加警告者二十九人，已由钱君分别函知各生家属知照矣。（《公益商业中学之新设施》，《无锡新报》1924年7月14日）

周枏入学时的导师：

1924年9月，公益工商中学新学期任课教员情况如下：

钱基厚（孙卿），38岁，校长；

袁锡瑀（佩青），29岁，教务理事兼商三打字及外国汇兑、公司会计、成本会计，商二商学，商一商学暨簿记教员；

顾镜明（峤若），33岁，舍务理事，兼商三级任暨商科修身、商三国文教员；

蔡其标（虎臣），35岁，商二级任兼商二国文、商一代数、初中两级混合数学教员；

钱挚（声一），36岁，商一级任兼商一国文、初中两级历史、附小三级算术教员；

邹绍权（巽以），28岁，商科英文兼商二地理教员；

朱烈（梦华），34岁，初中一年级（甲）级任兼国文、暨附小三级商业教员；

顾祖瑛（子静），46岁，校医兼商一物理、初中两级科学、暨附小三级理科教员；

徐执（叔亮），27岁，商科实习指导兼珠算教员；

宋森（泳荪），28岁，附小旧三级任兼国文，暨商二、商一、初中图画，附小三级图画、唱歌教员。

周枏（周叔厦）学习渐入佳境的几个佐证：

1.讲演、会议记录：

①1925年《马寅初先生讲吾国实业上之资本人才税权与恐慌诸问题》（陈慕岳、周叔厦、蒋梦渔）（载于《商兑》[无锡]1925年9月第1期，《学术》第4—8页）；

②1926年《钱校长朝会训话“关于通湖支路之意见”》（叔厦）（载于《商兑》[无锡]1926年1月第4期，《校闻》第1-2页）。

2.报道校闻：

①本校商三学生王君学山，染时疫，六月二十四日殁于家。（尹格非、周叔厦《王学山王莘穗二君追悼会记略》，载于《商兑》[无锡]1925年10月第2期，《校闻》第1页）

②《南一寝室记》（叔厦（周枏））

予校宿舍，二分其处，曰东寝西寝，曰南寝北寝。而南北两寝，则设于层楼，因其位而名之也。东西寝室计十，南北寝舍各十二，顺其序而次之以数，余居南一，行将年矣。室广仅丈，纵倍之，容八人居。前辟六窗，面操场，场左横山，前面康衢，若夫野卉茂而扬香，枝头绿而噪蝉，月凉气清，山空冰雪，余时必一凭窗焉。其或两方球战，时维鹰扬，既跷踔而便捷，亦骠悍如猛鸷，球起球落，犹如投饵水中，群鱼争食，旁观嘻嘻，采声哜哜，亡友秋农骈余倚栏时也。溯今春二月，余下榻距窗一，其对床学友海峰所居也。无何，海峰以故迁他舍，暑后归休，遽染疫卒。新秋，秋农移来，每逢晚寝，相与习英语片时，未一月而秋农病痎，间一日不能起。余于课后必与为伴，然余与秋农，均不善谈，间有所及，约谓异日升学，英文、理化恐为困耳。秋农或谦数学不精，余则谓英文不善，相与莞尔。越数日，言归，阻之，答以胃纳不佳，不复堪校中食品耳。不得已，命车至校，挽之以归，到家后仅二旬，而遽于重阳逝世。陆君承伯、邹君介敏、蒋君梦渔，余之同室也，均先后患病。陆君因痞痈已归，邹君调养病室，蒋君患咯血，近尚勉强操作，余则亦憔悴不振。自寝室规则变更后，余昼不复至，九时就寝，惟对此悠悠，长夜不寐，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加以萧萧风雨，不禁簌簌泪下。鼓勇振衣，踽踽室中，感日月之几何，而此室之景物已再变矣。时门外荧荧孤灯，尚放其将熄之烬光。（载于《商兑》[无锡]1925年10月第2期）

以上是周枏所记述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足见其写作能力与水平。

3.担任学生课外月刊工作、提议成立丙寅级同学会、校友会：

1925年9月9日，公益中学教员蔡虎臣召集商科三年级同学召开编辑《商兑》杂志筹备会，并明确分工，着手进行。12日杂志社正式成立。

今秋商三级任蔡君虎臣，采自由缀文主义，拟令全级学生于课外编著月刊一种。既得请于校长，告诸生，咸乐从之。九月九日，……开筹备会。钱校长特派蔡君代表出席，由众推为临时主席，开议一切进行事宜。主席提出月刊定名，取象兑之九四，曰《商兑》，众赞成。又推举蔡虎臣先生为总编辑，陈浩雄为总干事，陆士钧、陈凤威副之，……周楠为文牍。（可庐《编辑部之动员》，载于《商兑》[无锡]1925年9月第1期，《校闻》第1-2页）

1926年3月10日，公益中学开商科三年级级务会，决定改组《商兑》杂志，并决定于25日开会成立丙寅级同学会。

荣氏私立公商中学，自钱孙卿君就任校长以来，即以“勉学力行”为训。去年商科三年级级任蔡虎臣君秉承其旨，协同全体学生组织《商兑》月刊社，俾诸先自由缀文，不为题图，且可与各科学连络研究，月刊已出四期，经各埠人士之赞许。今春该级学生合资创设百货商店于梅园，以历练营业，为毕业后服务商场之预习。钱校长特派商科主任袁佩青为监督，率级长周楠及该店职员华学仁、孙宗相、归祥镛、顾念曾等料理一切，目无余晷，以是一部分主张停粕《商兑》以节劳，惟邹道肃等力主续办。前晚七时，蔡君召集全级特开级务会议，当经公决改组办法，月刊改出两期，第五期材料如前，命题宜合时，思想求新颖。第六期定为毕业专号，内容益求完善，以留纪念。仍推级任蔡虎臣为总编辑，并改选冯树异为总干事，张鸿生、陈恕钧、邹道肃、尹格非、孙永发、安麟生、陈立章七人为干事，分任校对文书各事。又经臧猷、周楠、沈焕卿等提议，有建设丙寅级同学会之必要，又希望由此推广成为校友会，主席蔡君即以此议付表决通过，公推张鸿生、陈凤威、尹格非三人为筹备委员，着手进行，定本月廿五日再开成立会，议决一切云。（《公商中学（商兑）社改组》，载于《民声日报》[无锡]1926年3月12日）

1926年6月30日，公益中学校长钱孙卿发柬邀请各界参加学校毕业典礼。

开原乡荣巷镇私立公益商业中学，开办已有数年。现校长钱君孙卿特订七月三日（阴历本月二十四）下午二时，举行旧制商科三年级、新制六年级毕业典礼。昨已柬邀各界前往观礼矣。（《公益商中毕业与预志》，载于《新无锡》1926年7月1日）

1926年10月，公益中学所编杂志《商兑》第七期出版，每册售价小洋一角，由乐群公司、文华公司寄售。内列论文、文艺、译丛、演讲、诗词、校闻等栏目。本期由顾峤若任总编辑，版式作了放大处理。

本校《商兑》杂志，乃系校刊之一。向由全校最高年级组织，前已出至第六期，现因前期同学均已毕业，乃由本级（商三年级）组织，决定放大版式，由顾峤若先生为总编辑，而各部职员，如干事、汇稿、书记、校对等职，则由同学充任，特请各师长分别指导，而各级同学，亦均可投稿云。（《本学期之商兑杂志》，载于《商兑》[无锡]1926年10月第7期，《校闻》第1页）

周枏毕业那年，因为就职无望，前途成了问题，于是，他产生了继续上大学深造的想法。蔡虎臣先生知道后便为周枏做了周到的安排：在帮周枏找了个小学教员职位的同时，又为周枏补习英文和几何，准备考大学。当时，因周枏大哥已毕业工作，家中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周枏便有了升学的可能。

胡适先生大开方便之门

1926年夏，周枏在其老师蔡虎臣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考入中国公学（创办于1906年，是在清末留日学生孙中山先生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创办的，1927年学校改组领导班子，校董事会推举胡适先生来校担任校长）大学部商科，学习银行会计。这一时期因须修习商法，周枏开始接触法律专业的研习。

周枏入校初期，中国公学大学部实行学分制，毕业学分120分。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周枏在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时，挤出时间在图书馆或宿舍里学习，尽可能地读取学分，以争取早日毕业。在校期间，周枏选修了商法，学习了“时效制度”和“共同海损”规则。这是周枏第一次接触到罗马法的内容，但当时周枏还不知道这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

1928年7月，周枏修完了毕业课程所需的学分，两年修读49门课程，获128.5个学分。他欣喜地认为可以提前拿到毕业证书，但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竟然没有发给周枏毕业文凭。为此，周枏专门找校长胡适先生询问原委。这次学生与校长的对话决定了周枏的一生。

“现在学校已改为学分与学年相结合的制度，除读满学分外，学生还需在校3—4年才可毕业。你的学分虽已读满，但住校年限不够，所以不能发毕业文凭。”胡适校长告诉周枏。

周枏申辩道：“我入学时学校执行的是学分制，现在实行的新办法按理只能对新入学的学生适用；况且，毕业应以学习成绩为主，我的各项成绩与应届毕业生相比，毫不逊色，如今不准毕业，有失公允；加之我父亲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恳请学校准许我提前毕业。”

胡校长听完后便拿起电话和教务长林舒漠教授商谈。不久林先生便带着注册科科长及成绩册来到校长办公室。胡校长看到周枏两年的成绩多数是九十分以上，少数是八十多分后，面露喜色，关心地对周枏说：“我们这样办吧！学校留你在校内工作，这样你既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又可利用时间再学一些你感兴趣的课程。等一年后你待满了在校年限，再领取毕业文凭。”

周枏谢绝了胡适校长的好意，说：“我已找到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盼望能早日毕业后去国外深造。”胡校长听了周枏的说明后，表示赞许：“那我就给你出个证明吧！在国外证明书的效力并不比文凭差。”周枏欣然接受。胡校长当即亲笔为周枏写了“已修满本校毕业所需学分，各科成绩均甚优良，推因未满住校年限，不能发给毕业证书”的证明，并加盖校章和私章后交给了周枏。这不是文凭而胜似文凭的珍贵证明，周枏至今仍珍藏着。

后经田恩霈、江文新等比利时留学归国教授的介绍，周枏多方筹集资金，并求助胡适为留学保证人，历经坎坷终于来到比利时学习罗马法。

情钟于罗马法

古罗马谚语称：罗马城不是一天就建成的。对于周枏来说，罗马法也不是一天就学成的。

1928年8月，周枏从上海搭乘法国邮轮的货舱，经过三十多天的海上颠簸后，终于在法国马赛登陆，然后换乘火车到达目的地——比利时鲁汶。

周枏出国前对家人的承诺是三年获得硕士学位，而语言是首当其冲的大问题。所以到比利时的第一年，周枏先在中学住校学习法文。翌年，他进入欧洲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鲁汶大学继续学商。而随着对西方法治状况的了解，周枏萌发了“法治救国”的思想，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回国后从事法学教育。因此，周枏在商科听课两周后就申请转系并附上胡适校长的证明书。后经批准，周枏便转入法学院政治外交专业学习。

经过两年的刻苦努力，他顺利通过了考试及论文答辩，于1931年7月获得政治外交学硕士学位。因周枏的学习总成绩为优等，经申请得到了庚子赔款设在鲁汶大学的奖学金，解决了周枏的经济问题，使他得以继续学习，主修罗马法。

是年秋，周枏以硕士生的资格顺利插班法学院三年级，开始系统地学习罗马法。当时中国留学生在鲁汶大学的求学者颇多，攻读法学硕士、博士的有后来国内的罗马法专家路式导、陈朝壁、徐直民、徐铸、宋玉生等。

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后排左一为周枏

三年级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宪法”和“罗马法通论”等5门。“罗马法通论”由当时的比利时罗马法权威——第柏里埃教授讲授。

周枏对第柏里埃教授记忆犹新：“第柏里埃精通拉丁文，他对罗马法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尤其对他所专长的‘债编’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讲解。”从那时起，罗马法的浩瀚和精深就深深地吸引了周枏，至老而不衰。

鲁汶大学法学院的博士考试须经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一般在学年的终了和新学年的开始分别举行，以便于申请学位者利用暑假对复试作充分的准备，但也可以申请在学年终了时连续进行，当然这样的难度就更大了。为了测试自己的学习能力，周枏选择了后者。

为了过好这最后一关，考出好成绩，周枏只身携带书籍和笔记本住到市郊的一个小旅馆里，完全与外界隔绝，潜心苦读。整整一个月后回校应考，以最优等的成绩通过初试。当院长宣布时，全场鼓掌祝贺，尤其是中国同学，视他为祖国之荣光！而后周枏的复试成绩同样为优等。1934年7月，周枏终于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周枏还想继续攻读罗马法博士学位。凭他在法学院三年学习——4次考试，3次优等、1次最优等的骄人分数，继续申请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很大。但由于当时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还没有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再攻读博士学位的先例，而奖学金的名额也是很有限的。为了避免挤占名额，周枏最后放弃继续深造的打算。刚好，早已回国在上海持志学院任教授的学长路式导来信邀周枏回国任教。1934年11月，周枏便带着搜购的大批罗马法等资料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教书育人的布道生涯

从1935年开始，周枏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布道生涯。当时，上海持志学院的法律系设日、夜两班，周枏讲授日班和经济政策，其学长路式导兼职讲授夜班。

当时中国已经有不少罗马法的教材刊行，比较权威的有黄右昌、陈允、应时、黄俊、丘汉平等人的著作。但是这些教材，或失之过简，或谬误较多，或资料不全，因此周枏和路式导商量后，决定由周枏编写罗马法讲义。

在回忆写罗马法讲义的过程时，周老曾这样说道：“我在路寓所一楼客厅里摆了一张大写字台，座椅面前放了第柏里埃教授的讲义和我的笔记本，左手边放了吉拉尔的著作，右手边放了库克的著作，其他学者的专著也依次按顺序放在大桌面上。书中的有关章节夹以书签，以便随时查阅。遇到问题则比较各家观点，取其所长。”当时，周枏每写完一章讲义便交至持志学院教务处，经审阅后特准铅印，然后陆续发给学生以供学习。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周枏终于完成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罗马法讲义，但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出版。

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赵志远看了周枏撰写的罗马法讲义和发表的关于罗马法的文章后，对周枏十分赏识，邀请其到他们学校任教，讲授罗马法等课程，周枏欣然应邀。但是后因抗日战争范围扩大，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而周枏的弟弟这时又患伤寒病卧床在家。待弟弟病故办完丧事后，周枏一人很难单独赴渝，便失去了随中央大学一同内迁重庆的机会。

此时，周枏的朋友李寿雍（英国留学生）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分别致电溧阳和上海两处邀周枏去长沙，到湖南大学执教。

于是在1937年秋，周枏到达湖南长沙，在湖南大学政治系讲授民法概要、在经济系讲授商法。

1938年春，湖南大学遭受日本军机袭击。是年夏，湖大不得已由长沙西迁辰溪。辰溪是湘西的一个小县，偏僻且交通不便，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且仍受日本军机的追踪轰炸，也很不安全，加之该校当时无法律系，周枏在此待了两年后就产生了换个环境的念头。

正好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赵志远又来函，要周枏履约回中央大学执教，同时云南大学的宋玉生、广西大学的徐铸也向周枏发出邀请。这时，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在筹建江苏大学，筹办者以为桑梓服务为由，邀周枏任教。当时重庆常常受日本军机轰炸也不安全，周枏便于1938年9月中旬到达武夷山。

由于内部纷争，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借口在战区前线办大学不安全，不予批准。但顾祝同以抢救流亡青年学生作为理由，聘了教师，招来了学生，造成了办校的既成事实，首批招入了两百多名流亡学生。因学校初办，当时只有大学一年级，老师的课都很少，每人只上一门。周枏讲授的是民法概要，每周三课时，余下的时间则看书。

武夷山是山区，无日本军机光顾，师生们的学习、生活条件都较好，大家都希望学院能继续办下去。教师们商议决定：办一个能证明学院实力的刊物。教务长范任指定周枏带头。周枏的论文题目是《罗马法上几个问题的研究》。在战时，各学术刊物大多停刊，这一季刊的出版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彰显了苏皖政治学院较高的学术水平，抵制了教育部陈立夫等人战区不准办大学的言论，为学院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活力。

1942年春，日寇进犯浙东，武夷山已非安全之地，学院不得不准备内迁。1942年夏，周枏应邀去了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教授民法总论和罗马法。长汀物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学校图书很少，书店更无专业书籍。周枏便电告徐铸在桂林选购了一批法律图书，托运来厦门，其中包括丘汉平先生所著的《罗马法》和陈朝壁先生所著的《罗马法原理》，解决了开课的问题。

同年丘汉平先生因公从上海赴重庆，途经长汀，周枏邀请丘先生为法律系学生做了一次演讲。秋季，陈朝壁先生应聘来厦门大学任教。就这样，当时中国南方的三位主要研究罗马法的学者先后于厦大相会了。

抗战胜利后，周枏又回到了上海，在暨南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继续讲授罗马法，同时担任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恰好文学家钱锺书先生也在该校任中文教授，两人相交甚深。

钱锺书曾以“鼋头渚（无锡一著名景点）”为上联征集下联，周枏笑答“燕尾洲（江西的风景区）”，二人相对抚掌大笑。这应该属于趣联巧对一类，对得工整巧妙有趣。“鼋头”对“燕尾”，“鼋”与“燕”皆属动物，名词互对，“头”对“尾”是部位相对，词类属性相同。上下联末字“渚”对“洲”，严格意义上说还是有点瑕疵，洲与渚其实是一个概念，指的都是水中的陆地，而渚是指小块陆地而已，这个在对联术语中叫“合掌”，是应该避忌的。但作为巧对趣对，是允许不受典型对式的严格限制的。从平仄上看，上联收于仄声，下联收于平声，句中节奏平仄交替，上下联对应节奏点上的用词平仄相反，鼋头/渚对燕尾/洲，平平/仄对仄仄/平；再从结构上看，上下联词语构成彼此对应。另外鼋头渚与燕尾洲又同属风景名胜（景点），这就趣而生巧了！

那时候的周枏正值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在法学领域纵情驰骋，非常自信乐观。而钱锺书则更出于家庭熏陶，自然秀雅博识与古典传统表里精熟婉润，在国学根柢上愈趋厚实，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钱锺书祖居有一楹联是他祖父钱福炯1923年所撰：“以蔽风雨，曰止曰时，相协厥居，孤始愿不及此；既勤垣墉，爰众爰有，自求多福，汝兄弟好为之。”可以窥其儒学功底，其集经史语既可见钱福炯对经史经典的浸淫之深，更见其对钱氏子孙承继先祖家风的殷殷告诫。

钱锺书先生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副清代吴大澂的篆书对联：二分湖水三分竹；九日春阴一日晴。这副对联似为集句联。按上句，常见于写景联，如“三分竹而二分水；五步阁而十步楼（《品花宝鉴》）” ；下句是宋诗，出自陆游，写江南春日。

而流传于坊间的钱锺书对联，人们啧啧称奇。据说钱锺书的“姓名对”是做得最敏捷的。有一次钱锺书和同事在一起聊天，有人当场用同事“陈全荣”的名字向他求对。钱锺书不假思索地就对出“蔡恒茂”。大家一听就乐了，都不禁拍手叫绝。这不仅因为两人都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因为“全荣”与“恒茂” 词性一致、意义相近，“陈”与“蔡”又都是春秋时的国名，对得可谓天衣无缝！又有人打趣问：“钱先生，你能不能给你自己的姓名也做一个对呀？”大家都以为很难，哪知钱锺书张口就来：“陈友琴”。陈友琴是他们文学所里的同事，“陈”“钱”都是姓，而“锺书（钟情于书）”与“友琴（以琴为友）”不仅结构一致，而且意义相称，可谓绝对！同事徐公恃不服气，又问能不能给他的姓名也对一个。钱锺书笑道：“当然可以。不过，只能在古人里面找你的下联了：阎婆惜！”众人无不哑然失笑。“徐公恃”和“阎婆惜”自然是“绝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徐公恃先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公持”。（故事来源于朱文辉的《钱锺书巧对“姓名对”》《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06年第06期）

钱锺书与周枏二人，一个出上联，厚积薄发；一个对下联，胸有成竹。“相对抚掌大笑”是同道相知、会心激赏！惜乎当时对“两人相交甚深”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记载，但也似乎不难想象他们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

消失的岁月

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周枏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枏当时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唯一一位。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很快土崩瓦解。三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赴台邀请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学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周枏与同事结伴北上去新法学研究院学习。1950年，周枏又赴西南高分院任民事法庭房屋组组长，并任《西南法院》的主编及政策研究工作。但此后周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近三十年的经历，似乎是一个谜。

周枏本人在《我与罗马法》一文中，对此也是讳莫如深，近三十年的经历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全国除保留少数政法院校外，法律系一律停办。我离沪改行，历经风雨。”这段时间关于周枏的资料匮乏程度出乎笔者的想象，只能尽可能根据手头的资料复原周枏教授的那三十年：

1950年前后，周枏受到了一段短时间内的重视——在北京举办的“新法律研究”学习班上，他曾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

但好景不长，英美法系教育随后就受到了巨大冲击，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的罗马法教学，在这个时期被取缔了。周枏也从一个罗马法的泰斗变成“旧法人员”。

1955年6月30日，西南高分院正式撤销，周枏被安排在“西南一级机关干部学校”学习。1958年学习结束，听说青海有法律可教，周枏遂携带眷属，奔向西宁。结果到达后才了解，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保留了一个法律系，教育落后的青海自然更无法学可教。一个多月后，周枏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安排在图书馆工作。直到1972年7月，64岁的周枏退休于此。

退休后回到上海赋闲的周枏四处“巡游讲学”，而一个机会终于在周枏72岁高龄时姗姗来迟。1980年，安徽大学聘请周枏任教授，在法律系讲授民法，他被公认为是安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老当益壮传扬罗马法

1978年12月后，周枏作为一位七十高龄的老人，真正开始了职业生涯的春天。1979年春，安徽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较早恢复重建了法律系。1980年8月，在时任校长的孙陶林和法律系负责人谢庭芳的盛情邀请之下，时年72岁高龄的周枏最终来到了安徽大学法律系任教，并相继应邀在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讲学，在全国率先恢复试讲罗马法，并铅印提要，后经扩充整理为《罗马法提要》一书。同时，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学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的编辑工作，发表了《罗马<十二表法>译评》等文章。

1983年，司法部与安徽大学法律系合办了罗马法师资进修班，由周枏教授主讲罗马法。一颗火星燃亮一片，当时很多法律院系选派教师参训，包括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张和光教授和吉林大学龙斯荣教授等。

在讲授中，周枏和学生们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罗马法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遇到疑难问题，就查阅资料，共同商权，予以解决。参加过该期罗马法培训班的龙斯荣、张和光等老师后来都成为了罗马法教研的主力。曾师从周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史际春说：“周老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给了我‘地球村’的眼光，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融入我的世界观，化为我的任何一项、任何一次学问行为的精气神。”

周枏知道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拼尽老命，为这个并不曾厚待他的世间留下他的专长。他对工作的执着令人惊叹，在进修班讲课时，他因病没法行走，就让学生抬他去上课。他的关爱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里，虽然生活拮据，却从不收取学生的任何一份馈赠。周枏淡泊名利，在这段时间里从没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

罗马法培训班结束时，学生们倡议将周枏讲课的录音和笔记分工整理出书，期能抛砖引玉。1987年，安徽大学将该稿报经审批，列入中国国家教委1988—199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定名为《罗马法原论》。该书作为周枏一生学术的结晶，于199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2001年2月第3次印刷。

周枏先生代表作《罗马法原论》

1990年9月，周枏在安徽大学法律系工作10年后退休回上海南昌路定居。

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罗马法·中国法·中国民法的法典化”的国际研讨会上，《罗马法原论》被赠送给各国罗马法专家进行交流，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陈森编审撰写《周著<罗马法原论>评介》，朱学山教授撰写《<罗马法原论>给我们的启迪》等文都对《罗马法原论》给予肯定。

史际春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罗马法原论》已为商务印书馆认可，无庸赘言，我的基本评价是：该书是中国迄今最准确、最具原创性的一本罗马法著作。”

退休后，周枏仍以八九十岁的高龄，撰写了《<十二表法>中“私犯”规定的研究》等文；还参加了《民商法词典》《法学大辞典·罗马法分科》《英汉法律词典》等的编纂工作。

罗马法的复兴与周枏的沉寂

德国学者迪奥多·蒙森曾说过：“只要法理学忽视国家与人民，历史与语言又忽视法律，它们想要敲开罗马的大门就属于徒劳。”

就像了解古代东方文明绕不开两河流域和古代中国一样，了解古代西方也不可能绕开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而古罗马的文明之所以能彪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之所以能被后世崇奉，博大精深的罗马法无疑是其重要的原因，在罗马法律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大陆法系，差不多已经分布全世界。

就中国法律而言，虽然发展数千年自成一统，但晚清以来也逐步地受到西方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影响。清末法律编纂的过程无疑就是传统的中国法律追随大陆法系法律传统的过程，罗马法的影响自不待言。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罗马法在中国的传承和启蒙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周枏的《罗马法原论》以及其孜孜不倦的启蒙工作也显得弥足珍贵。也正是因为如此，周枏在学术上的得意与生活中的清贫才表现出了极大的反差。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枏度过了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枏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他只得回到上海。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常年就居住在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周枏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钱家当。后来周枏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老年周枏

然而对于生活条件的窘迫，周枏却从未放在心上。在他的《我与罗马法》一书中，全面地介绍了自己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学术之路，但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不公以及生活境遇的困窘几乎只字未提。他的学生史际春说：“周老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这代人的某种共同特点，就是基础深、功底厚，学贯中西，但不浮躁、不张扬，甘愿踏实做事，往往为了查实一个概念、一件事，可以查阅几十本书，在书斋里泡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

1997年，时年89岁的周枏开始参与《英美法词典》的校订。没有报酬、不问署名，在此后的五年里，周枏一直为词典无偿工作。“他的手已经颤抖，无法写字，便让第二任妻子黄友瑜把注解记录下来。”当事者回忆说。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潘汉典、周枏、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

2004年周枏先生仙逝，享年96岁。按照周枏生前的嘱托，他的遗体将捐献给红十字会，他的藏书将捐献给安大等四所高校。

周枏先生的一生历经坎坷，直到七十高龄之后，才真正得以施展才华，在那个时代里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为社会、为学生、为他一生钟爱的法学，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命运的力量有时候的确难以抗衡，而周枏先生的一生对我们最大的启示也许就是，不管多么长久的落魄和寂寞，一旦历史的机缘出现时就紧紧地抓住它。人不能超越时代，但不能辜负时代。也许这就是周枏先生的一生对我们后人最大的教益。（系安徽大学副校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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